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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人生:自貢近代鹽商四大家族興衰史
時間:2014-06-02 09:41:05  來源:鹽都商人網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在自貢的“全國國民節約獻金”會上,鹽商余述懷將平頂的瓜皮帽放下,雙手撐在桌上說:“述懷雖長期經營井灶,但是現在仍感資金周轉困難,不得卡嚓,國難當頭,毀家紓難,義不容辭,決定捐款1000萬元。”……

    四川自貢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這短短八十余年間,曾經有過兩批鹽商因戰爭的爆發而崛起,也由于戰爭的結束而衰落。

    1853年似乎并不是一個平常年份,咸豐皇帝的眉頭已經不能舒展多時,太平軍已在此時攻陷了南京,兩淮鹽路斷絕,鹽稅無法征收,兩淮百姓也吃不到食鹽。

    他于當年5月,著戶部下了一紙文書:“川粵鹽斤入楚,無論商民均許自行販鬻,……”就這樣,多年以來的岸引疆界被打破,第一次“川鹽濟楚”由此拉開帷幕。

    “四大家”

    這紙文書大大刺激了自貢鹽業的發展。各色人等紛紛籌措資金投入到新鹽井的開掘上,一時間自貢經濟空前繁榮,百業興旺。大批鹽商在也此時崛起,“積巨金業鹽者一千七百余家”。

    在這些鹽商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顏桂馨堂”實力最為雄厚,被稱作“四大家”。

    王朗云是“王三畏堂”的發家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利用分房所得田土作抵押,與陜西商人簽訂了“出山約”,規定:在扇子壩共同鑿辦鹽井,每鑿辦一新井,主出井廠基地,客出押山銀400兩和鑿辦資金,全井收益分30股,主占12股,客占18股,客方分股18年屆滿后,井廠全部無條件歸還主方。

    從道光三十年到咸豐十一年(1850年—1860年)王朗云先后復淘改造,新鑿成三生、金海、添福等井,使王氏鹽產量位居富榮鹽場首位。

    川鹽濟楚期間,王朗云乘機開設廣生同鹽號,并在重慶、宜昌、沙市等地設立分號,專門運銷濟楚川鹽,由此獲得數以萬計的財富。獲利之后,王朗云大量收購田土鄉莊,擁田跨富順、威遠、宜賓等地,年收租谷1。7萬石,后來四川總督丁寶楨稱其“富甲全川”絕非過甚之語。

    王家祖上為官,和官府關系密切,能為他廣開銷路提供便利,其它三家雖也和官府有些交道,但此時顯然沒有王家關系厚實,可他們也有自己的經營之道。

    李家全盛時期,重慶鹽號的掌柜叫張大麻子,此人是“四友堂”發家的元老,向來克己奉公,但在死前突然性情大變,狂嫖濫賭。李家主事李祥庵知道后不但不譴責,反而暗中指示鹽號每日為張掌柜提存50兩銀子以備他急需,眾人皆感到奇怪,李祥庵解釋道:“性情突變,將不久人世,他對我家功勞很大,這點銀子算什么。”

    “以末致富,用本守之”,這是中國社會傳統的經濟觀念。自貢這些鹽業家族多在發家后廣置田產房舍,甚而走“富而優則仕”的道路。道光末年,李家的田租一年就有4000多石,胡家在光緒初年也有5000余石租谷的歲入。“四大家”還不斷捐官,每一家中都有數人領取朝廷俸祿。

    在中國近代商業模式已經逐步形成的情況下,這些完全遵循古老商業模式的家族,似乎也只能借一股春風發家,“川鹽濟楚”的春風一刮完,“四大家”便逐步走向沒落。

    輝煌的頂峰

    同治六年(1867年),王朗云53歲生日,他設筵大慶,諸多朝廷地方大員都是他的座上嘉賓。云南兵備道、翰林院編修趙樹吉為其撰寫壽序;武英殿大學士、國史館正總裁賈楨,工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翰林院修撰翁同和等列名拜壽;刑部陜西員外郎趙樹宣,工部虞衡司主事趙熙亮燈參加祝賀。

    壽筵上的王朗云好不風光,中國“士農工商”的等級劃分,使得即使擁有大量錢財的商人也難以在社會上得到尊重。而此時,諸多朝廷大員的來賀,似乎也在表示王朗云不再是“商”而是“士”了,有足夠資格在社會上受到眾人的尊重與禮遇。

    表面情況仿佛的確是這樣,早在6年前,因為抗擊云南農民軍的進襲,王朗云就被賞賜了花翎,其后他又捐得了候補道和二品頂戴以及三代一品封典。

    可像他這種捐來的虛銜并不能保護自己的身家,何況王朗云本人也并不避諱自己的巨額財富,并沒有像這個時代的大多數商人一樣韜光養晦。他太招搖了,曾不斷和官府作對,還指使鹽工搗毀過水厘局。雖然他最后能憑借自己的財富脫身,但至少他和朝廷的關系并不融洽。也難怪后來丁寶楨會拿他開刀。

    自貢鹽商都是短時間內暴富,確實缺少一點世家大族的底蘊,雖然他們的財富和兩淮鹽商比起來毫不遜色,但終究只能帶給他們片刻的輝煌。

    兩淮鹽商,自來就是清廷的大金庫,他們所累積的政治勢力,遠非自貢鹽商這些后起之輩可比。太平天國運動后,曾國藩即以“淮綱之興替,全視楚岸之暢滯”為由,開始籌畫“收復楚岸”。到了同治10年,曾國藩以“將應得厘銀,多撥數或全數歸鄂”為條件,要求劃地分銷,將湖北的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湖南的岳州常德二府劃歸淮南行銷,其余地區行銷川鹽。到了光緒二年,又經戶部議準,兩湖全部復歸兩淮。“楚運停后,廠鹽無處銷售……井灶因之歇業”。加上根據戶部整頓鹽務章程,對咸豐以來的一些私井,進行了封禁,使井場燒戶遭到重創,出現了“川省數十萬貧民托此為業者,生機頓絕”的局勢。

    “四大家”的衰敗

    光緒三年(1877年)四川總督丁寶楨以疏銷緝私為由,先后在犍樂、富榮兩大鹽場創辦官運局,實行官運商銷,要將以往鹽商手中的川鹽銷售權重新收歸政府。這大大觸傷了以王朗云為首的大鹽商的利益,王朗云憑借自己與京官的關系,不斷上訪戶部,都察院。

    丁寶楨則以王朗云先前阻撓水厘之征未能懲辦,現又一再控他辦理官運,決定嚴厲懲辦。于是將王朗云所有劣跡上報朝廷,引得慈禧大怒,頒下懿旨“似此持勢橫行,亟應從嚴懲辦,著即先行革職,交丁寶楨提省確切審辦,以示儆懲。”

    王朗云得到京官密信通告,急逃他鄉,流亡4年,直到光緒七年(1881年)才回到自貢,并在三年后死去。

    “王三畏堂”在王朗云死后,由他的堂侄王惠堂繼承。王惠堂遠不及他叔父,他大肆揮霍,經營無方。在他主事期間,王家大修館舍,修新枧宅第,耗費銅錢20余萬串,承建承德堂大廈耗銀十余萬。王氏各房分權而居,各自只謀私利,公事不再統一,“王三畏堂”瞬間走入頹勢,負債六、七十萬兩。

    王惠堂之后是王朗云的孫子王星垣主事,此人更加驕奢淫逸,胡作非為,債務越陷越深。在他主事其間,族人營私舞弊嚴重,紛紛組織商號,有的僅出少量資本,有的占干股;向公堂井灶送賣貨物,貨劣價高,無不利市三倍以上。

    后來雖有王達之、王作甘的一番作為,“王三畏堂”也一度出現起色,但奈何四川鹽業發展已走進低谷,實是無法挽回。1928年,“王三畏堂”連本帶息共負債105萬兩白銀,被迫以大量財產作抵押,自此王家名實皆亡。

    自貢鹽商的衰落,內部子弟的不肖是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外部楚岸行銷地域的減少才是根本原因所在。楚岸行銷地域的減少致使川鹽滯銷,再加上自貢鹽商本身花銷的巨大,覆滅只在早遲之間。

    光緒十六年,李紹棠開始主理“四友堂”。他是一個不修邊幅但對抽大煙力求考究的人,無論何種場合,他都踏起一雙魚尾鞋,當地還專門為他特制了沒有后跟的新鞋。他所抽大煙還不是云南的南土,而是專供宮廷使用的宮煙(印度紅土,在上海改裝過的鴉片)。每次吸煙時,總是三個手下用三支煙槍同時開煙。

    在他做“四友堂”總辦時,大做私生意,兄弟子侄竟相效仿,“四友堂”負債日巨,李紹堂的子侄11人都各有其私人的鹽業企業。其后的李燮臣作總辦時,同樣也竭力經營私家。致使“四友堂”鹽業日趨衰敗。在李燮臣下臺時(1899年)負債已達96萬兩之巨。本來的鹽場巨富在此時已淪為鹽場的破落戶。

    胡家、顏家也在相同的時間內衰敗,到20世紀40年代末,“四大家”已經完全銷聲匿跡,絕少再有人提起。

    “四大家”因戰而起,也隨戰而衰,“四大家”的敗落,似乎并不單純是經營上的失誤。實際從淮鹽重新進入兩湖地區的那一天起,就宣告了一個黃金時代的終結。

    抗戰與財富

    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是自貢鹽業的低谷,先是清政府政策的傾斜帶給整個四川鹽業沉重的打擊,整個行業在短時間內迅速衰敗,而后的軍閥混戰,繁重的苛捐雜稅更讓四川鹽業發展舉步維艱。

    但鹽在中國的社會經濟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遠非其他商品可比,即使在這樣多種不利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川鹽產銷依然有利可圖。只是此時的鹽業經營不再那么簡單,并不能沿用過去的生產模式,而是需要更靈活的手腕,更敏銳的商業眼光,更超前的市場決斷。這些又恰恰是那些舊式鹽商們所不具備的。在這樣的亂世中,他們往往無力再繼續經營自己的產業,只能將其轉賣或租賃出去,適逢此時又有一批新生商人需要將自己手中的資本轉化,以牟取更多的利潤。于是在不知不覺間,自貢鹽廠的歸屬便發生了更替。這些新生商人們似乎也更適應時局,在亂世中長袖善舞,左右逢源,他們所欠缺的似乎只是一個機會,一個讓他們積累更多財富的機會。

    1937年抗戰爆發,海鹽生產被破壞,運道阻斷,鹽源迅速減少,全國逐漸出現食鹽供不應求的情況,一些靠近前線的地區甚至發生鹽荒。1938年3月,國民政府便要求四川自貢鹽場年產食鹽增加 15萬噸。從 1938年起,自貢鹽場便獲得了迅猛發展,大批的資金投入到新鹽井和天然氣井的開鑿上,自貢也再一次迎來了全面繁榮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就被稱為第二次“川鹽濟楚”。

    新式鹽商登場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在自貢的“全國國民節約獻金”會上,鹽商余述懷將平頂的瓜皮帽放下,雙手撐在桌上說:“述懷雖長期經營井灶,但是現在仍感資金周轉困難,不得卡嚓,國難當頭,毀家紓難,義不容辭,決定捐款1000萬元。”在他的帶動下,自貢鹽商們紛紛慷慨解囊,短短35天,便募得1.2 億元之巨,在這場獻金運動中,自貢捐款為“全國之首”。

    一群鹽商能在此時捐出數額如此巨大的一筆款項,顯示了他們的豪氣,也說明了此時自貢鹽商的豪富。

    抗戰伊始,國民政府就對川鹽產銷大加扶持,對鹽商復起井灶提供大額貸款。此時已廣有資財的余述懷更是抓住機會,搶先申請復起了一批井灶,獲得一筆巨額增產貸款,使其企業大為發展,將經營范圍擴大到其他方面。

    述懷出身農家,光緒末年他只是岳父醬園中的一名伙計。他為人精明,善于經營,在岳父醬園時就積攢了些許財富。宣統二年(1910年)他乘老鹽號源昌枧經營不善之機,用自己手中的債權作抵押,取得了海流井18年的經營權,邁出其以鹽發家的第一步。余述懷在開始經營鹽業以后,立即用其高明的手腕在商場中贏得主動,生意越做越大,到抗戰爆發前其身家就已經位居鹽場前列。

    抗戰爆發后,余述懷在借此機會進一步擴大資本的同時,還讓他在美國留學的長子厚欽,在加利福尼亞開設“天祿興業貿易公司”,進口花旗參、手表、汽車等回國銷售,獲取厚利。

    此時著名的自貢鹽商還有熊佐周、侯策名、羅筱元、劉瀛洲等人。他們的發跡過程都與余述懷相似,如侯策名也是出身農家,同樣由雜貨鋪伙計干起,20年代末期買下老鹽業家族的產業走入鹽場。

    1938年“川鹽濟楚”初始之際,侯策名看準時機大量囤積鹽業生產所需材料。其時局勢混亂,貨比錢貴,在此時借貸整套鍋爐設備的錢,到抗戰結束時只需一塊鋼板就能還清本息。侯策名借這一記“以物保值”之策大賺一筆。

    其后川鹽銷路大開,侯策名更開辦全興、中華兩個運鹽鹽號,獲利甚巨。到抗戰結束時,其資產已達35萬余元(以銀幣作值,其時銀幣與法幣的比率為1比300萬)。

    劉瀛洲也在此時組織了“新興運輸公司”,購進汽車和板車,從事食鹽和煤炭的運輸。他還不斷地引進人才。將自己的鹽廠改造成現代意義上的公司。復旦大學畢業的鄧燮康、鄧宅華叔侄,留美歸來的鄧式曾,南京中央大學畢業的鄧燮逸等,就曾先后擔任了劉瀛洲所轄鹽號重慶、宜昌、上海分號的經理。

    40年代后期,劉氏企業已具有相當規模,職工人數上千,公司行號皆備,形成了一個集產運銷于一體,兼有金融、保險、原材料供應、機械維修在內的大規模企業集團。直到1954年8月鹽廠合入公私合營自貢久大制鹽股份有限公司時,該廠產量仍占公司總產量的三分之一,是今日貢井鹽廠的重要組成部份。

    可1945年抗戰勝剛一勝利,國民政府就頒布命令,讓淮鹽重新進入兩湖,川鹽退回原先的運銷區,自貢的黃金時代就此終結。

    輝煌后的落寞

    對于政府的決定,自貢鹽商們皆憤憤不平,既然四川的食鹽在抗戰中為穩定大后方做出了特殊的貢獻,為什么國民政府不能在抗戰勝利之后為川鹽保留兩湖地區的運銷區呢?對此,曾任四川鹽務局局長的繆秋杰在一個私人聚會中表示,兩淮鹽商歷來就是中央政府的大金庫,在掌控了中央錢袋子的兩淮鹽商面前,中央政府似乎也無計可施。

    這批自貢鹽商對于自己的命運其實早有預料,他們也為此努力,但時代賦予的機遇似乎也注定要由時代來收回,個人的抗爭總顯得微不足道。

    早在1945年,侯策名、熊佐周、羅筱元等七人就倡議組織四川鹽業公司,欲將自貢兩大鹽場合二為一,為抗戰后的川鹽謀求一條出路。然而這在當時卻根本行不通,就連那些中小鹽商也不愿參與其中,反而成立起西南鹽業公司、中華鹽業公司等與之對抗。

    1946年,四川鹽業公司集資20億元,擬向中央銀行以官價3萬元1兩購買黃金,或向外國借貸,在美國購買真空制鹽設備。幾經周折,才由鹽務局領隊,派出一個考察團赴美。最后卻仍空手而回。其間,中央銀行拒售黃金,不換外匯,美國和加拿大又以中國政局不穩,動蕩不安為口實,不予貸款。

    在這之后,侯策名等人的理想完全破滅,向來勤儉克己的他也一改往日作風,修建起一座豪華西式公館,還請寓居上海的周孝懷手書“涵院”二字作為館名。

    1948年七、八月間,鈕建霞新任川康鹽務局局長,召集自貢場運兩商開會,傳達當局“扶淮抑川”政策,在會上他宣布即日起停止官收,這對當時面對嚴重通貨膨脹的鹽商們來說,不啻于在傷口上撒了一把鹽。侯策名在這種情況下即刻由放款者變為貸款者,負債累累。

    當時子金三日一滾,甚至一日一滾,因此運商不愿購鹽,官收又停,井灶收入來源枯竭。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時局更加混亂。逼得自貢鹽商聚頭商議“集體清賬”。當時自貢市長甘績丕威脅鹽商們說:“誰擾亂市場,我就抓誰!”這才把這場倒賬風波壓制下去。

    侯策名在重慶借貸不少,此時債權人紛紛上門要債,有人勸侯策名將在渝的存鹽隨市賣掉償還欠款,但鹽價不振,全部存貨售出的金額也不及欠款的三分之一。加之資金猛漲,侯策名的債臺越筑越高,更使他坐臥不安

    此時重慶商務辦事處主任鐘岳樵勸侯策名暫不將重慶的存鹽出售,而是懇請債主寬限三月時間,鐘岳樵的意思就是讓侯策名用三個月的時間做賭注,靜待時局變化,希望能讓事情有所轉機。處在破產邊緣的侯策名反復思考后也同意了鐘岳樵的看法。

    果然不到三個月重慶便得以解放,鹽價復漲,侯策名在重慶的存鹽銷售完畢即清還了所有債務。

    熊佐周、劉瀛洲等也都負債甚巨,大量資產被抵押,除卻余述懷在1947年遭遇意外身亡外,所有自貢鹽商幾乎都走到了破產邊緣。如果不是1949年12月自貢得以解放,市場恢復,這群鹽商就會這樣黯然退出歷史舞臺。

    1950年初,侯策名由重慶返回自貢,迎接他的不再是往日的輝煌,只有逐漸破落的“涵院”中野草如故。看著風草萋萋的“涵院”,此時的侯策名再也沒有了任何理想抱負,他只愿安度晚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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